扭轉擴張性政策的風險遠遠超過維持它們的風險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擴張性貨幣政策一直是大多數(shù)主要發(fā)達經濟體的當日秩序。

這種方法 - 包括深度降息和大規(guī)模資產購買(量化寬松或量化寬松) - 被認為可以加速美國和英國的復蘇，并將歐元區(qū)從崩潰的邊緣拉回來。

至于日本 - 在2012年底實施貨幣寬松政策，作為安倍經濟學的首個“箭頭”，首相安倍晉三的經濟改革計劃 - 該政策為創(chuàng)造約250萬個就業(yè)崗位做出了貢獻。

然而，由于低利率意味著中央銀行幾乎沒有彈藥來應對下一次經濟衰退，是否依賴慷慨的貨幣條件來維持經濟增長走得太遠?

根據教科書凱恩斯經濟學的觀點，傳統(tǒng)觀點認為貨幣擴張是通過利率來實現(xiàn)的：通過降低貨幣成本，較低的利率刺激國內投資，刺激經濟增長。一旦利率過于接近零，低于通常無法降低利率，貨幣寬松政策就不再是有效的經濟刺激措施。按照這一標準，日本 - 短期利率為-0.1%，10年期政府債券收益率目標約為0% - 似乎不再受益于其擴張性貨幣政策。

然而，貨幣主義者認為，凱恩斯主義理論無法解釋“實際平衡效應”：鑒于粘性價格，貨幣擴張將增加貨幣存量的實際價值，從而提高家庭凈財富和刺激消費。此外，正如哈里約翰遜指出的那樣，在靈活的匯率制度下，貨幣寬松政策會降低貨幣相對于世界其他地區(qū)的價值，從而促進外部需求。

對于一些人來說，這不是一個好消息。他們擔心這會助長“乞丐鄰居”的動力，一些國家的量化寬松驅動的貨幣貶值會對其他國家造成嚴重損害。但這種擔憂忽略了一個關鍵事實：匯率總是固定在系統(tǒng)中相對的貨幣數(shù)量上。

正如蘋果和橙子的相對價格傾向于平衡在反映蘋果和橙子數(shù)量之間的比例的水平一樣，美元和日元的相對價值最終取決于美元和日元資產的相對份額。國際市場。一些交易員將此比率稱為“索羅斯圖表”，可能是全球首屈一指的貨幣投資者喬治索羅斯(盡管索羅斯在2014年告訴我，他對圖表一無所知)。

鑒于這種動態(tài)，在一個靈活的體系中，一個國家的貨幣擴張的任何負面溢出效應都可以被其他國家抵消，只要它們的貨幣當局承認匯率機制來傳遞貨幣政策。

考慮一下自2008年以來日本所面臨的挑戰(zhàn)。當美國和英國在危機后引入量化寬松政策時，國際市場上相對美元和英鎊數(shù)量的增加推高了日元的價值。日本央行本可以采取行動來應對這種影響，但當時的總督Masaaki Shirakawa顯然并未完全了解索羅斯圖表對匯率的影響。

最終，隨著安倍經濟學的推出，黑田東彥下的日本央行推出了所需的貨幣政策。但改變這樣一個事實為時已晚，即日本的經濟增長放緩幅度大于美國和英國，這是全球經濟危機的中心。

評估擴張性貨幣政策的持久潛力 - 并避免重復日本銀行在2008年之后所犯的錯誤 - 要求我們超越利率。哥倫比亞大學的杰弗里·薩克斯認識到這一點。雖然大多數(shù)當代經濟學家主要關注貨幣寬松傳遞的利率機制，但薩克斯在他對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間貨幣貶值的研究中表明，貨幣供應膨脹對貨幣匯率的直接數(shù)量影響對于實際匯率至關重要。經濟，直接受到關注。

然而，以前由國際清算銀行持有的狹隘傳統(tǒng)觀點依然占據主導地位，包括日本央行等主要央行的高級官員。對于他們來說，自危機以來量化寬松的積極影響似乎更像是一個巧合，而不是一個可靠政策的證據，更不用說有未利用的潛力了。像日本央行這樣的中央銀行過快地扭轉其擴張性貨幣政策的風險遠遠超過維持現(xiàn)有立場的時間。